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格丘山按:在众多纪念六四文章中, 吾尔开希 的“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使我读后经久不忘, 相信大家会有与我相同的感觉。 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几年以来,流亡异乡,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双亲,虽然自从八九年底开始就和他们保持着电话,通信联络,也从未忘记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乡给父母亲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总是恳求他们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诉他们,远方的儿子一切平安。但这一切并不能弥补不能见面的痛苦。去年(九四年)夏天在台湾结婚,大喜日子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家里通了电话,听着我老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心中充满悲伤。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亲居然不能参加,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梦中都已描绘过无数次的一天呀!把父母亲接出国的努力,我已持续了好几年了,至今仍无法如愿。去年年底,我父亲因心脏病不得不来北京阜外医院,准备进行开心手术,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几天几夜,我卧不成寐,泪水在半夜浸湿我的枕头,这几年以来和家人联络的情形有如电影画面,映现在我脑海中。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学运刚刚开始,还未成任何气候,我与几个朋友秘密筹划借胡耀邦丧礼的机会,把学运组织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个小时之内,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当时从新疆来北京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的我的父亲,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员随我父亲一道到北师大阻止我的行动,全市学生的誓师大会将于晚九时举行。那漫长的九个小时,我一方面处理着各种复杂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不断转移,从一个学生宿舍到另一个,每一分钟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亲生父亲呀!九点钟,当我站在北师大讲台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六万名大学同学宣布:“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民间政治组织成立”时,我立时被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所围绕,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我却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儿子!”我惊异地寻声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幺?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亲站在讲台脚下,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十岁,脸痛苦地扭曲着,我的心口一阵剧痛,我似乎感觉到那是父亲的心,也在剧痛。那个晚上,我和我的同伴汇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结的学生,浩浩荡荡,约八万多人走向天安门。我在街道上,我在广场,我在人民会堂前,声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亲那张脸,更不敢想,父亲是怎样从师大回到他的住处的,他一定哭了。父亲是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翻译过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主义“伟人”的着作,给毛泽东作过翻译。文革期间,被毫不留情地整肃,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几乎瘫痪。他没有瘫痪,也保住了很多医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医生啧啧称奇。我知道,他是靠了从我奶奶那里承袭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靠了他从小作放牛娃至后来一生从未放弃的勇敢与命运对抗的精神,重新站起来的。这种精神,曾鼓舞我从小就不怕强势,从高中时代就向强权挑战。那时,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亲的乐观勇敢使我在学运开始时勇敢地站出来,并没有太大的顾虑;作好了蹲大狱的准备,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当我在师大讲台上看到父亲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强权的对面,现在他老了,当他的儿子要站在强权面前时,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宁愿屈就于他对抗了一生的强权,全为保护他的儿子。现在是我站出来保护他的时候了,而我却使他担惊受怕。学运如火如荼地延续了五十天。这期间,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几个记者,刚好在场。当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深深地为这一场伟大的运动而骄傲,我看到我父亲的头高高地昂起,他也为他的儿子在骄傲吧!更多的是担心,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抱住我,老泪纵横,说:“你不知道他们呀!你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与恐怖”。我绝食五天时,我母亲从新疆来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来的。她见到我时,我正在医院,听说我妈妈要来,我洗了个澡。我已不记得上次洗澡是什幺时候,每天在广场摸爬滚打的我们,几乎已全都变了又脏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妈妈见到我的样子一定很难过,我的脸色早已毫无任何血色,绝食已使我牙龈和嘴唇都变得惨白,我向护士要了一杯热水,忍着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脸上略带红润。母亲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抚摸我的脸,彷佛我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一岁。她从护士手中接过一碗我一直拒绝喝的稀饭,以沉稳却是不容置疑的态度,坚决地说:“从我得知你绝食到现在,我已绝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时生病时一样,把一汤匙稀饭递到我嘴边。我默默地张开了嘴,和着母亲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来第一口食物。“六 .四”屠杀之后那一两天,我百般努力让我父母得知我没有倒下,在近乎绝望的情绪中,通过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亲带给我这样一个口信:“只要你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活着等着与你见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亲说这话时的表情,这句话至今鼓舞着我,为我的理想,为和父母亲的再次见面而奋斗。流亡的这几年,和父母通话时也经历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辞闪烁,到前不久的一通电话,父亲畅所欲言的变化。在那通电话中,我与父亲讨论中国的发展,他很虚心地问我:“国内很多人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变成民主了,会天下大乱,也许会象台湾立法院打架一样乌烟瘴气,你们怎幺回答?”“爸爸,你记不记得学运初起时,北京市党委叫你到师大来劝阻我?”“当然记得。”“你为什幺来阻止我?”父亲想了想,说:“恐惧,怕你经历牢狱之灾,甚至被暗杀也不是不可能。”“对,后来,你告诉我只要活着,几十年后见面也没问题时,你害怕吗?”“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时,才能不死。”“可后来在听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们是不是很怕?”“怕得病倒了,儿子,我们在恐惧中熬了四十天。”“我们后来在通话时,你还说些不要反政府之类的话,是为了什幺?”“还不是怕要监听。”“我的朋友去看你时,你总是要大家说话小声是为什幺?”“邻居如果听到,会害怕与我们来往。”“如果你们可以出来看我,这里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又没钱,你们也要从头学英语,怕不怕?”“不怕,到了美国还有什幺好怕的?”“对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出我们所争取的,那就是一个人人可以免于恐惧的社会。”父亲沉默许久,用激动的语气说出了他这几年在电话中最无惧的一句话:“祝你们争取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的努力早日成功。”──此文发表于1995年